玻璃包装材料的缺点

这段话对我们现在有很大的意义，假如我们现在都处在金融危机当中，你该怎么去做？我想有的人可能已经不知所措了，有的人在哭天喊地，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做出极端的选择，但是你的心胸仍然可以安宁康泰，做到临危不乱，这是怎样的境界啊。

玄酒、生鱼、大羹，都是在行礼之前。而这种差距其实来自人与至善上帝之间的差距，相对于最高的圆满而言，人是永远有欠缺的，这种欠缺就是原罪的哲学实质。

类似的判断又见于《马蹄》《盗跖》《胠篋》等篇，不赘引。曹景年近有文章指出，周炽成误将朴理解为了璞，璞是浑沦美玉，是美好的，而樸则无此意。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他的文并非仅有文饰，还必须有丰满的情做支撑，其文饰是对情之质的恰当文饰，才能做到至文。但这自然而然之质究竟是善、是恶，还是别的什么，这里并未做出判断。如《荣辱》：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24 曹景年：《荀子性朴论新诠--以性朴与性璞的区分为视角》，《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黑格尔的判断本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极深。我们对文化与文明所指内容试做概括。

 孔德立，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在广义上分析文化的概念，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文化论》，第2页）。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

面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宾四先生的文化观正可以给我们带来清醒的认识。在横向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入世情怀与宽厚包容的精神。

（《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1948年，钱穆先生（1895—1990）提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这正与宾四先生所指出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以往曾有中外学人关注这个问题，如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1936年写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初稿，书中指出：‘文化一词有时和‘文明一词相混用，但是我们既有这两个名词，最好把它们分别一下，‘文明一词不妨用来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支撑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文化因其地理空间、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应该彼此尊重，互相交流，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接触之后，才可能融合为新的文化。

进入专题： 钱穆 中国文化 。以此而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耕作方式的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农业产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就说明农耕文化落后了的说法，没有领悟到农耕文化精髓。（《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4页）农耕文化的安足静定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富强动进正相冲突，因此，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能这样，中国数千年文化演进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继续求前进求实现。

（《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应该混用，都发现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好像花盆里的花，要从根生起。

他说：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以此而言，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人类文化演变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就此而言，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的成果，用文化表述更为合适（《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31页）宾四先生强调，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而且更要用历史的眼光解答中国文化问题。草原与滨海地带的不足，激发出战胜与克服欲，并随之促进工具的发展，如草原民族的马，滨海民族的船。最后，支撑衣食住行等层面的文明，可以直接移植、借鉴。在这个意义上，宾四先生说：文化也就是此国家民族的‘生命。

文化是否可以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文化是Culture，含义是the ideas，beliefs，and customs that are shared and accepted by people in a society（《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457页）。

如果从宾四先生分析的三种文化观来破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商业民族的富强动进与农耕民族的安足静定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现代化与传统的对立，均是沿着这种思路推进。

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如果用钱穆先生的讲法，这些物质文化称之为文明。

近代以来，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遭遇到西方商业文化（进而发展为工业文化）的碾压时，中国人的无力感使他们认识到文化需要革新，并进而产生对农耕文化的批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2页）在此基础上，宾四先生把游牧与商业文化归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人们必然向往和平美好的生活，和平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追求。要政治清明，社会公道，把人生安定下来，则西方科学文明并不是不可能接受。

其所想像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中国的农耕文化历经几千年之演进，经历一个阶段的外界刺激与冲突之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经历一个阶段的外界刺激与冲突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

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4页）。西方古代重视抽象、理性、逻辑与科学，中国古代更关注现实经验的社会与人生。

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就说明了富强动进的文化，其兴也忽焉，亡也忽焉。（《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3页）与其哲学思想相适应，三种文化各自有其生活目标。宾四先生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制，演员之表出，则有关于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不可预测的各种风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以往曾有中外学人关注这个问题，如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1936年写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初稿，书中指出：‘文化一词有时和‘文明一词相混用，但是我们既有这两个名词，最好把它们分别一下，‘文明一词不妨用来专指较进展的文化中的一特殊方面。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

我们对文化与文明所指内容试做概括。近代以来，所遇到的强敌就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民族。

（《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这两位著名学者都指出文明与文化不应该混用，都发现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此而言，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的成果，用文化表述更为合适。